“爱的对立面不是恨，爱的对立面是冷漠。你不爱，所以你不在乎，所以大家的批评和表扬都是对我们的关心和照顾。"

　　9月17日，在北京车展前举行的媒体沟通会上，华晨集团副总裁兼发言人凯奇一脸尴尬的回答外界。

　　自2018年4月起，博鳌论坛定下了“五年后合资股份将更加开放”的基调。华晨宝马拉开了外方对合资汽车企业的控制——宝马在华晨宝马汽车的股权将从占华晨宝马汽车注册资本的50%增加到75%。"

　　“75%股权”意味着华晨将完全失去对合资部门的控制权。一时间，独立经营的技术实力和销售业绩连续多年下滑，在大型国企车企中排名垫底，吸血鬼宝马华晨成为媒体“关照”的对象。

　　自2020年7月以来，华晨汽车集团的许多存续债券大幅下跌，在市场上遭遇恐慌性抛售;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华晨汽车负债总额达到1226.75亿元;不仅如此，8月初，华晨中国陷入员工“休假”风暴...

　　纪伯伦说:我宁愿做最小的有梦想和愿望去实现梦想的人，也不愿做最大的没有梦想和愿望的人。

　　华晨在独立淘汰赛中沉没，华晨宝马换上了“华神马宝”。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文化和公司负责人的进取精神在时代的浪潮中冷却下来，从曾经不屈不挠、战无不胜的斗士变成了愿意分享利润的“慢性子懒汉”。

　　企业的所有问题最终都变成了人的问题。

　　东北面包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自然得到了中央计划经济的倾斜。

　　在这个计划经济体制最早建立、影响最深的地区，拖拉机厂、机床厂、钢厂的烟囱日夜不停地工作。

　　根据老一辈的回忆，“每天早上7点，骑自行车的军队穿着蓝色工装就能填满整条路。工厂一开门，就像开了水龙头，工人溜进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原沈阳市农机汽车工业局副局长赵喜友在国有东北公路总局汽车修理厂的基础上，组建了沈阳汽车制造厂。当时沈阳虽然指示建厂，但是当地已经有两家车企了，第三家可以更好。

　　但是，赵喜友并没有退让。凭着修理厂的工作人员和积累的经验，他拼凑出了五辆“巨龙”卡车，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制造汽车和驾驶汽车是两回事。不说出来大家都知道。这不是相隔十万八千里，也是相隔一万米的长河。赵喜友再次表明了自己造车的决心。

　　80年代，海外考察回来的赵锡友向领导建议，把沈阳所有分散的、独立的汽车制造企业组织起来，把行政工业局改造成汽车信托企业;组织生产装配和零件工厂按照高度专业化生产。

　　鉴于他对造车有很深的理解，政府采纳了他的建议。全市97家汽车厂(配件厂)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实体公司——沈阳汽车工业总公司，赵喜友被任命为沈阳汽车工业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上任后率先采用租赁经营，大大提高了企业效率。还应邀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介绍企业租赁经营的经验。

　　1979年，中国第一辆十座面包车诞生在这家公司。名为金杯SY622的轻型客车，一年后年产1000辆，成为全国销售冠军。

　　“东北面包”成了随处可见的“金杯”的代名词，也成了华晨金杯与汽车行业的第一个交汇点。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情况，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对于沈阳汽车公司来说，这种变化不仅来自汽车行业，也来自企业的管理水平。

　　1988年5月，由沈阳汽车工业总公司改制而成的金杯汽车有限公司成立，最终结束了过去40年计划经济时代的商业模式。

　　赵锡友认为，员工做企业名义上的主人是不够的。如果员工购买金杯股份，成为企业的经济大师，不仅可以为企业筹集资金，还可以极大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于是两个月后，金杯公司向全社会发行了总价值1亿元的优先股，每股100元。要知道当时没有证监会，成立地方股份制公司单独发行股票是有风险的，也是有勇气的。

　　随着这件事，赵希有甚至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冠以“中国第一个国企股份制改革家”的称号。

　　赵喜友和工作人员在一起。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

　　客观来说，赵锡友作为一个创业者，眼光很超前，行动完全符合市场发展规律，只是生错了地方。

　　1990年底，国家开始打击亏损的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东北首当其冲，成为首当其冲的受灾地区，下岗，买断，顿时苍凉和疯狂笼罩在每一个东北人的头上。

　　本来计划发行1亿元的股票，但是用了一年多才筹到不到3万元。就汽车的发展而言，这笔钱甚至不够销售人员使用。与此同时，金杯危机即将来临。

　　1991年日元大幅升值，金杯主力车型海狮汽车99%的零部件都是从日本进口的。合约中日元导致零件成本为一天一个价格，金杯每季度都买不起货的钱，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

　　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叫杨蓉的人拉着赵喜友:“剩下的股票请卖给我。我希望金杯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

　　华晨和宝马的联姻。

　　中国汽车工业教父杨蓉是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第一人，但他的出身和经历却是神秘的。

　　有谣言说他是退伍军人，有人说他是辍学的农民工，有人说他是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甚至有关于杨蓉造假的谣言流传。

　　在后来的采访中，杨蓉也秘而不宣:“华晨出身不好，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东西不得不丢掉。别人对华晨的一些经历再怎么困惑，我今天也未必有权利解释清楚。"

　　无论如何，是这个神秘人把金杯车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91年，杨蓉以每股1元的价格收购了4600万股金杯股票。据说当时是簿记股。杨蓉把它们装在几十个纸箱里，空运回上海，然后放在东湖宾馆7号楼的地下室里。找了几个上海财经大学的同学，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一个个填好名字。

　　杨蓉觉得国企改革一定要引进大量外资，他一个人是发不出声音的。有了这个想法，在赵喜友的介绍下，杨蓉得到了沈阳市政府的大力支持。

　　1992年7月24日，金杯汽车作为第一只大型国企外资股在上交所上市，杨蓉立即套现4600万股，获利5亿元，获得第一桶金。

　　或许赚到第一桶金太容易了，而杨蓉心中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正在酝酿和运作——在美国上市。

　　早在1991年，杨蓉通过其在香港设立的华博金融(华博)公司和沈阳市政府拥有的金杯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在沈阳成立了合资企业——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金杯客车)。

　　杨蓉。

　　经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证券交易所游戏，金杯巴士的大部分资产被投入在百慕大注册的华晨汽车控股，成为金杯汽车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融资工具。

　　1992年9月底，在即将上市之际，国家体改委在北京召开会议。时任体改委副主任的刘鸿儒在会上突然严肃地问道，华晨在美国上市的事情怎么样了?

　　当国有企业在美国上市时，监管当局实际上是从《香港邮报》上一篇题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报道中得到这个消息的。这时，最高管理层立即发出指示——

　　检查!彻查!